前辈议论，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。张文潜云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虽云妇人妇子小夫贱隶所为，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，如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入我床下’，于七月已下，皆不道破，直至十月方言蟋蟀，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？”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，若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卫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苏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奚斯，姓氏明见于大序，可一概论之乎？且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字，九月在户，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，郑康成始并入下句，皆指为蟋蟀，正已不然，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，岂其余不能过此乎？以是论《诗》，隘矣。

前辈的议论，也有出于粗疏，思考不周密而情理不通的。张文潜说：“《 诗经》 三百篇，虽说是妇人、女子、小夫、贱隶所作，总之除非对文章精通的人写不了来，如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入我床下’，以七月以下，都不说破，直到十月才说出蟋蟀，不是对文宣精通练达的人，能作出这样的诗句吗？”我以为三百篇中当然有所谓妇人、女子，小夫、贱隶所作的，至于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卫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苏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奚斯，姓氏分明出现在《 毛诗• 关难》 的大序之中，能一概而论吗？再说‘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字，九月在户”，本当是说农民出入的季节而已，到郑康成才合并入下句，全都是指蟋蟀而言，正已然是错了，如今特意称赞这五句是精通文章之道的，难道其它就没有超过这五句的吗？以此议论《诗经》 ，未免太偏狭了。